抵京前，苏林一行访问了广州。在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时，苏林表示，“我们此次访问是想再次强调，在越南对外政策当中，中国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我们的头等优先。”

　　苏林当选不久，就将外访首站定为中国，这一选择释放出哪些信号？相较于前任阮富仲，公安系统出身的苏林可能有哪些不一样的执政表现？未来，围绕越南的地缘政治又将如何演绎？

　　就相关问题，观察者网对话越南问题专家、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华教授，做出解读。

　　观察者网：苏林升任越共中央后，首访国家定为中国。这一动向透露出哪些信息？

　　赵卫华：苏林当选越共中央后，首访选择中国，这无疑表明了中越关系对越南的重要性，也充分显示了越南领导层对中国的重视。越南方面一直说将中国定位为头等优先的外交对象，苏林首访选择中国，显然很好地诠释了这点。

　　8月18日傍晚，越共中央、国家主席苏林抵达北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机场接机。越通社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苏林是在8月初当选越共中央的，如此迅速地做出首访的决策，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在越南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还反映了其对越南国内政治形势的掌控。

　　越南上半年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动，越共中央经济部部长陈俊英、国家主席武文赏、国会主席王廷惠、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氏梅和河内市委书记丁进勇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辞职，7月份又逢阮富仲去世，至此，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已有8位退场。Bwin越共中央这种政治变动幅度之大，可谓创下了自越南1945年独立以来的最大纪录。苏林在这种形势下出访，充分说明了他对中国的重视，也说明了越南的局势在他的掌控之下。

　　观察者网：您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目前，（中越）陆地边界分歧和北部湾划界分歧已经圆满解决，唯一悬而未解的分歧只剩下了海上问题。”最近与之相关的一则新闻是，7月中旬，越南单方面向联合国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中方外交部对此当然是坚决反对。

　　在您看来，这一海上问题可能会如何影响中越关系走向？菲律宾的小马科斯上台后，中菲关系因南海争端而日益紧张，因此不少国人关心中越是否会出现类似问题。

　　赵卫华：海洋领土与海洋权益的争端，是中越之间绕不过的一道坎，它是一个敏感但关键的问题，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中越关系大局和发展方向。

　　从大的方面着眼，中越两国最高层领导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是存在共识的。阮富仲生前即已表明立场，认为领土与海洋权益的争端只是中越关系中的局部议题，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与共同利益远大于这些局部分歧。这也是中越两国领导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共识。

　　在越南的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中，越南将整个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屿和海域划归为自己的专属海域。图为西沙群岛全貌。图自新华社

　　越南向联合国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外界可能疑虑这是否预示着越南新任领导层在南海问题上的新动向。我认为对此应保持审慎态度，进一步观察事态发展。

　　因为从相关文件的准备到提出，期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越南是在7月17日这天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的，Bwin这一时间节点尤为微妙——正值苏林就任国家主席后不久访问老挝、返回越南之际，次日即7月18日，越共中央就公布了阮富仲的病情。

　　众所周知，越南“四驾马车”——即越共中央、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各有分工，这一外交行动由属于政府部门的外交部负责。虽说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提出需要经过越南最高层领导的首肯，但苏林出身公安系统，初任国家主席，在外交领域经验较少，因此这动作是不是由苏林本人主导、是否真正反映了苏林本人的意志，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至于中越的南海争端会不会演变成中菲那样，我觉得事实会做出回答。实际上，在经历多个回合的互动尤其是在“981事件”和万安滩事件后，中越两国领导人就共同管控好南海分歧是有共识的。因此，这几年中越在南海问题上虽有分歧，但表现形式与中菲之间完全不一样。而且，如我以往所说，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同，政治制度相同，且还拥有老一辈领导人从革命年代就形成的革命友谊，因此至少短期内，中越在南海上的分歧不会发展到中菲之间的紧张程度。

　　观察者网：苏林履新后，美国拒绝承认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拒绝承认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对越南的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二是，美国对越南既要拉拢又要敲打，除了承认市场经济地位这招，还有哪些“胡萝卜”和“大棒”？

　　赵卫华：对于越南这一高度依赖外贸驱动经济的国家而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其对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视也尤为显著。而美国，不仅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还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越南超过三分之二的贸易顺差直接来源于对美出口，这种经济联系构成了越南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且这种依赖关系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即越南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非常大，而美国对越南几乎没有什么依赖。

　　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只有在解决越美贸易争端时才对越南有意义；当前美国是否给越南市场经济地位，对越南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很大。现阶段，美国为了“拉越制华”，对越南向美出口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容忍越南对美贸易存在近1000亿美元的顺差，若换作他国，美国通常会采取严厉的措施。但是，为了让越南制衡中国，美国在容忍这种非常不平衡的、对越南更有利的贸易结构的同时，又长期把认可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特别是不时拿出301条款来威胁越南，以维持其影响力。

　　越南由于尚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只能任美国宰割。虽然美国基于战略需要，对越南的所谓制裁威胁多停留在口头层面，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往往不了了之，但这种不确定性让越南感受到了持续的威胁。若越南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未来在遭遇贸易争端时，将能依据既定规则处理，对越南而言无疑更为有利。

　　美国方面，也把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外交筹码来对待，特别是在苏林上任后，给了越南一个下马威Bwin必赢唯一方，一方面是对越南施压，另一方面也是向新当选的越共中央苏林传递了不得和中国走太近的信号，背后蕴含着很深的政治意味。

　　其实，越南除了关注对美出口，也关心能不能拿到美国的一些先进技术，尤其是越南现在正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出“数字强国”战略，因此它也想从中美的战略博弈中获取一些好处，甚至想要借此实现弯道超车。

　　美越韩之间在2022年签署的稀土合作协议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美国企图依靠越南丰富的稀土储备，在稀土领域对中国“去风险”，为此，美国向越南开出了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一旦三国合作成功，就向越南转让稀土提纯的技术，同时鼓励韩国在越南投资半导体芯片制造产业。

　　美国拿市场经济地位和高科技先进技术及相关投资当“胡萝卜”吸引越南，同时根据自己的节奏，当越南出现不服从的意思时，拿制裁当“大棒”相威胁。面对美国的双重策略，越南因自身经济上的相对弱势地位，不得不谨慎行事，避免开罪美国，同时力求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寻找机遇，促进自身发展。

　　观察者网：您在之前的文章里也提到过，“部分西方学者在苏林当后已开始表达对越南政治走向的担忧”，他们在担忧什么？

　　赵卫华：在越共十三大之后，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来自公安系统与军方的政治局委员数量相较于十二届有了明显增加。观察越南自2022年底至2024年上半年间的政局动态，可以看到，公安系统出身的政治局委员的比例再次攀升，加上军方背景的成员，其人数极有可能已占据整个政治领导层的一半以上。比如，越南最高层几个主要领导人中，苏林与范明政均拥有公安系统背景，梁强与潘文江来自军方，此外，如潘廷镯也是公安系统的人员。

　　特别是苏林，从大学毕业直至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前，深耕于公安系统。越南的公安部职能广泛，类似于中国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的综合，甚至涵盖更多部门机构的职能。而且，苏林长期负责安全领域的事务，在过往反腐时还曾直接主导了将越南油气集团前负责人郑春成从德国抓捕回国的行动，这事当时在西方引起一片哗然。

　　当一个长期在公安安全领域工作的人员出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部分西方的评论人士就觉得很突然，甚至认为越南即将开始“警察治国”。他们担心，随着公安系统背景的领导人掌舵，越南自农德孟至阮富仲时期所推行的、被西方视为积极方向的政治革新可能会遭遇逆转。

　　观察者网：考虑到苏林的履历，越南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所谓“强人政治”？或者说，您估计他的施政风格会是怎样的？

　　赵卫华：每位领导人都有其独特的领导风格，由于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苏林与前任农德孟、阮富仲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将使他们的执政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农德孟和阮富仲同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且两人都是文官，完全没有军方履历——农德孟是技术官员、阮富仲出自理论界。这在越南历史上是少有的，农德孟之前的越南领导人都属于创党建国的一代，或者至少也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大部分都有军旅生涯，而从农德孟开始，他和阮富仲两人完全属于“文官治国”。

　　而苏林，就像现在越南官方所宣传的，出生于河内南边约30公里远的兴安省，那是一个革命之乡，而他的家族同样充满了爱国与革命的传统，除了他父亲之外，家族中的多位长辈都曾参加过革命。

　　苏林本人也具备越南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坚韧、隐忍。他几十年来都在公安系统里工作，但一直以来比较低调。实际上，先前外界在讨论后阮富仲时代领导人的可能人选时，从来都没有提及过苏林——在外界看来，在阮富仲的规划中，苏林更多地被赋予了保驾护航、反腐防变的使命，而不是被当成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培养。后面随着外界盛传的几位领导人如武文赏、王廷惠，要么辞职，要么因为其他原因没能够接任，苏林最终走向前台，走上最高领导人的岗位。

　　相较于农德孟和阮富仲，苏林长期深耕公安系统，这种不同的成长路径很可能使得决策风格、政策导向也有所不同。

　　比如在用人方面，阮富仲的用人考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重视意识形态。譬如，越南军方长期以来有一个传统：国防部长一般由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接任。而阮富仲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就打破了越军任职的惯例，改由政工出身的吴春历出任国防部长。由此还曾经引起越南军事博物馆前馆长黎马良少将公开批评吴春历和梁强的事件，说两人不懂打仗，看不懂地图等高线。尽管黎马良事后被处以警告处分，以《大团结报》为首的各主流媒体也对其进行了轮番批判，但他的言论实际上代表了越南军内外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从而使得阮富仲在第三任期在国防部长的任命问题上回归了越军的传统。

　　苏林虽然也重视意识形态，但他本人也一直在越南公安部工作，长期领导越南人民公安部队，而这支部队在战争年代曾是越南人民军特工部队的一部分。而且他本人也是越南人民公安部队大将。因此，他应该更了解军队，在与军队打交道时会与阮富仲有所不同。

　　值得强调的是，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在治理方式、政策偏好上的确可能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出身于军队或公安并不必然导致“强人政治”的出现。对于这点，我们未来仍需进一步的观察。

　　观察者网：就具体事务来看，对于阮富仲的政治遗产，苏林可能会继承哪些？相应地，哪些可能迎来改变？

　　赵卫华：阮富仲对发展经济非常重视，外交层面奉行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其在十三大前夕曾发表讲话，称越南当前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最佳国际环境，越南应该积极利用国际环境发展经济。现在越南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因此苏林在大方向上应该不会改变阮富仲在经济、外交层面的政策。

　　至于改变，如前面所述，苏林在干部任命上应该会有他自己的标准。阮富仲时期，虽然说越共十三大之后，来自公安与军方的政治局委员数量相较于十二届有所增加，但各方势力大致平衡；而苏林来自公安系统，现在又特别强调反腐防变，尤其重视防变，强调要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这样的话，若其能在越共十四大上连任，未来可能来自公安系统的人员比例会进一步提升。

　　虽然苏林和阮富仲都很重视反腐防变，但是对于应该怎么反腐，我们可以看到，在阮富仲时期实行领导负责制，即如果直属下属在工作上出现重大失误，领导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甚至要引咎辞职。例如，范平明和武德儋都是因为负领导责任而辞职，其实Bwin必赢唯一方，越南社会对武德儋的印象非常好，武德儋受下属牵连而辞职，不少越南人一直为其感到惋惜。

　　苏林执政之后，反腐工作肯定是会继续进行的，但苏林现在也在强调稳定，所以在反腐的一些具体形式上可能会有所调整。像下属腐败牵连上级领导的严苛做法，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